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为复杂、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省份之一。其深层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    一是民生问题，核心在于土地。广西山多地少，耕作粗放，水利落后，向来被称为“地瘠民贫”。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百余年间，可垦耕地已近极限，人口却持续增长，人地矛盾日益突出。与此同时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。官府压榨、高利贷与典当业盘剥，致使大量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破产，沦为佃农或流民。长期过度垦殖也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：山林锐减，水土流失加剧，抵御天灾的能力愈发脆弱。道光年间，广西几乎无年不灾。

    二是民族问题。广西自古为百粤杂处之地，自秦始有汉人迁入，尤以清代为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。各民族之间存有不同程度的隔阂与冲突。雍正年间推行“改土归流”后，流官州县虽有所增加，但土司制度仍在部分地区保留。两种体制并存，既反映了民族间的壁垒，也妨碍政令畅通。加之一些偏远之地官府鞭长莫及，治理尤为困难。

    三是土客问题，尤以“来土之争”为甚。“来人”主要指清初从广东惠州、潮州、嘉应州迁入广西的客家人；“土人”则包括壮、瑶等世居少数民族，以及较早定居、反客为主的汉民。双方常因争夺耕地等资源发生激烈冲突，并依血缘、地缘结成阵营，往往睚眦之怨便引发械斗，给社会带来严重动荡与破坏。因此，土客械斗成为广西一大痼疾。

    耕地的争夺，是民族与土客纷争的共同焦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民族问题、土客问题本质仍是民生问题，是其特殊表现形式。而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，归根结底在于清廷在广西统治的先天不足：官府疲玩泄沓，残民以逞，贪墨成风，终使社会积弊难返。

    去年五月，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洪仁玕三人前往香江特区，拜访了特区最高首长林澜与苏锐。此次访问，让他们对“民族解放”有了全新的理解：它并非依靠虚无缥缈的“拜上帝教”，而是要脚踏实地深入农民之中，教育农民、组织农民，以集体的力量发展高附加值农业，从而摆脱贫困、饥饿与被压迫的命运。

    此后，他们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，参加了特区举办的农民运动培训班。在那里，他们学习了高产良种引进、化肥农药使用、高效田间管理等现代农业知识；参观了惠州稔山镇的农会组织、农机服务队、粮油加工类乡镇企业，并参与了当地民兵的军事训练。

    告别当地生活富裕的乡亲，远望整齐排列的新式农居时，稔山镇农会会长黎老实那番朴实的话，始终在他们心中回荡：“我们不搞什么造 反替代，也不空许承诺。就是踏踏实实把地种好、把厂办好。地种好了，就有粮不饿肚子；厂办好了，余粮变收入，日子就能富足。组建起自己的民兵，收入有保障，就没人敢来欺负。”

    黎会长还举例道：“以前镇上有富绅刘秉德，仗着儿子在县衙为吏、又与黑道勾连，横行乡里，霸占良田。但我们靠技术、靠特区支持、靠民兵手里的枪，硬是把他挤出了镇子，逼得他贱卖土地，躲去县城过日子。如今全镇农民自己说了算，该交的税我们交，想强取豪夺？对不起，民兵的枪不答应！”

    这番经历令洪秀全等人深感惭愧。百姓所求，无非安稳种地、勤劳致富，免受盘剥与苛税罢了。而他们竟曾将这样的理想，寄托于虚幻的上帝与缥缈的天国。培训班上政委苏锐所教的那首歌，此刻格外清晰：“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……”是的，唯有劳动的双手，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    培训结束后，几人分头深入农村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将所见所学细细讲给农民兄弟。

    今年，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组织群众，开辟革命基地，并将杨秀清、萧朝贵、石达开等人吸纳入讲习所，形成了推动金田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。

    他们之所以离开广东转往广西，并非出于林澜、苏锐等人的特意安排，而是因为家乡离特区太近，未等他们着手组织，各地进步乡绅、里长已纷纷主动联系特区，筹建农会。不甘沉寂的他们，于是沿浔江西进，一路宣传农村革新的道理至广西桂平一带。

    洪秀全因吃不得苦，中途萌生退意，返回花县老家，立志撰写农民运动的相关著作与教材。而性格坚韧的冯云山则选择坚持，他敏锐地将重心放在广西紫荆山地区。这里方圆三百余里，山高林密、岩壑深广，信息闭塞，从地理上看，正是建立组织、成就事业的理想之地。

    穷乡僻壤往往意味着民生困苦。加之天灾频仍、官吏层层盘剥，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走投无路之际，突然有人带来抱团取暖、摆脱苦难的希望，实现“有地种、有饭吃”的世代梦想，自然应者云集。冯云山很快发展出两千余名忠实追随者，其中便包括后世成为天国骨干的杨秀清、萧朝贵、石达开等人。这批人，如今成为冯云山开展农会工作的基本盘。

    人生如行于岔路，选择不同，结局迥异。大浪淘沙，曾为亲密战友的洪秀全与冯云山，一个畏难退缩，终归于籍籍无名；一个坚守信念，成为一方革命领袖。

    有了基本盘，冯云山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。在杨秀清、萧朝贵、石达开协助下，他以村为单位建立起多个农会组织，其中以金田村农会最为强大。

    他通过特区取得许可，从邻近的海南农场引进适合山区种植的高产作物。此时正值海南保卫战告捷，缴获大量清军武器粮草，而两广总督耆英仓皇逃回广州，正忙于将总督府迁回肇庆，致使广西与海南之间出现一定的“真空地带”。李明远奉命组织武装运输队，公然将粮食、种子、化肥，以及缴获自清军洋枪队的燧发枪、佛郎机炮，跨越四百余里，送达冯云山手中。

    为何不配备特区制式武器？主要考虑弹药补给问题。跨越清廷控制区四百多里，补给线极易被切断。而这些英制“洋枪洋炮”则不受此限。农会可自配火药、自造燧石、自制弹丸，避免因补给中断而陷入困境。况且，这批武器本就比清军的鸟铳土炮更为犀利，技术上也领先一筹。

    至1844年秋，金田农会迎来了丰收。以往贫瘠的田地里，产量数倍于往昔；荒凉的山区间，结出能换更多银钱的果实。海南省在此设立多处农产品交易点，农会农民可以收成兑换所需特区商品物资，亦可储存特区钱币，以备日后之用。

    山匪恶霸被农会民兵镇压或驱逐；对汉人心怀敌意的土司头人，或被赶入深山，或被果断镇压，其辖下百姓则迁出山区，融入农会集体劳作。土豪劣绅被打倒，霸占的良田或归还原主，或转为农会公田，分给无地农户耕种。官府的苛捐杂税被废除，只缴纳正当税赋。蹊跷的是，许多地区的税收总额并未减少，反而有所增加，这让本就治理松散的官府暗自欣然，对农会组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    如此，那个在原本历史轨迹中曾以“太平天国”为名、却最终迷失的理想愿景，在这里扎下了真正属于百姓的根基。